經濟日報：國家創新能力——量質之間看“原創”
發布時間：
2014-09-19 16:18
?一方面，我國科技創新在很多領域已經贏得了話語權；另一方面，真正擁有一流獨創性學術思想和原創性技術體系的學者仍比較少。面對“喜憂并存”的局面，我國應如何在創新數量與質量的博弈中前進？專家呼吁，需要以縱深的視野來挖掘創新背后的內涵——
4月2日，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曹雪濤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國科技創新在很多領域已經贏得了話語權，國際同行常用“振奮”來形容我國科技發展。但是，我們真正擁有一流獨創性學術思想和原創性技術體系的學者仍比較少。當前，我國在研發經費、國際科學論文、發明專利等多方面領先世界，而在原始創新、國家創新基礎、企業創新投入強度和創新績效等方面仍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
世界范圍內創新競爭已是“硝煙彌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我國究竟該怎樣在全球坐標上準確定位，在創新數量與質量的博弈中前進？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正是提供了這樣一把“標尺”。
看研究——
不斷調校“創新標尺”
近日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3》，是這把創新“標尺”的第4次使用。事實上，這把“標尺”早被明確納入國家“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中，足見我國科技創新頂層設計上對其高度重視。
《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3》課題協調人、科技部發展計劃司評估與統計處處長劉樹梅告訴記者，“選擇對世界多個國家的創新能力進行評價要比對某一國的評價更加復雜。因為既要考慮指標設定的科學性，還要考慮能否找到所有被評價國家的同類數據來支撐，而且這些數據必須來自權威機構或出版物，還要保持連續性和時效性。”
正因難度不小，尤需在研究方法、指標設定等方面不斷打磨。劉樹梅介紹說，此次指標體系增加了“有效專利數量占世界比重”、“企業研究人員占全社會研究人員比重”2個指標；將“R&D經費總額”調整為“R&D經費占世界比重”；將“發明專利授權數”調整為“萬名研究人員的發明專利授權數”；將“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調整為“知識密集型產業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等。這些調整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創新的影響力、競爭力和質量的評價，客觀全面反映產業結構調整。
“我們不是比誰‘大’，主要是比誰‘強’，力爭更客觀地反映每個國家的創新能力，而不是為了本國位次上的好看。”劉樹梅說。
《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3》協調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統計與分析研究所副所長宋衛國則表示，這次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側重于反映創新能力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帶動作用，強調了科技競爭力，指標涵蓋了從創新投入、知識創造、企業創新到創新產出績效的創新全鏈條，并考慮了創新環境的影響。“因此，這樣的設計和考慮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當前世界主要國家的創新能力。”宋衛國說。
辨成績——
數據分析再深一些
?在“國家創新指數”這張大成績單上，數量與質量始終在關注者的眼里“較勁”。報告顯示，我國研發（R&D）經費和R&D人員以及論文專利數量等部分規模指標位列世界前列，在備受鼓舞的同時，也有人質疑，這些數據是否有泡沫化成分。正如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陶鑫良在評價我國專利申請量陡增時表示，“要警惕可能局部存在著的片面追求數量、拔苗助長的現象。”
宋衛國對此回應，這次統計評價中使用的絕大部分數據來源于國外權威數據庫。而且在指標選取和統計上，注重更多地反映創新成果的質量。“比如，在專利統計方面，除了發明專利申請量、授權量外，我們還加入了PCT專利、有效發明專利、三方專利等這些更能反映專利質量的指標。”
“創新發展通常從初級創新走向高級創新，而且質變始于量變。我國的創新正處在從量變到質變的過渡過程中。不要小看創新規模，一個國家創新活動規模越大，才越容易保證獲得科技創新持續發展的能力。”在宋衛國看來，從“高被引”論文數量、PCT專利、三方專利等能切實反映創新成果質量的統計指標來看，我國創新質量正在迅速提升，加速向質變的轉變。
專家認為，數值高低與質量、成效之間不能簡單地畫等號，直接作“高低”、“好壞”之判斷。劉樹梅舉例說，我國在“企業與大學研發協作程度”這個二級指標上，連續多年的世界排名變化不大，且略有下降趨勢，但不能因此簡單地評價為企業與大學合作的“不好”，或者說協同創新的程度在降低。
“從某種角度上看，也許反映了企業創新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在不斷提升。因此，每一個指標背后都大有文章，都要通過系統深入的分析，挖掘出遠比數據本身更豐富的內容。”劉樹梅說。
議問題——
?創新投入需調結構
報告顯示，我國最近20年的R&D經費累計投入量，不及美國最近2年的累計量，也少于日本最近4年的總投入。而在年初，英國《自然》雜志報道我國研發投入強度首次超過歐盟，外媒用“令人震驚”來評價我國的研發投入。數據反差，再次掀起了人們對“我國科研投入到底是多還是少”的熱議。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高文介紹，10余年來，我國基礎研究投入比重幾乎在5%左右“原地踏步”，而國際上重要的創新型國家這一指標大多在15%至30%左右。
可見，投入結構的不協調造成了“多還是少”的認知差異，我國研發投入“塑形”已是當務之急。“政府增加科技投入的方向性毋庸置疑。”宋衛國明確表示，“不能因為所處的發展階段，而不重視研發投入。我國如果要繼續趕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釋放科技人力資源紅利，而要釋放紅利，就必須加快產業轉型，產業要轉型就不得不增加科技投入。”
對于企業創新投入強度和創新績效不高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副部長李志軍分析說：“從企業自身來講，一是‘無心’，即企業決策者對創新重要性認識不足，缺乏動力；二是‘無力’，即企業在資金、技術、人才等多方面，不具備創新能力，仍處在跟蹤模仿階段。”
“無心”“無力”的問題，要求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企業必須重塑創新“身姿”。李志軍建議，必須從企業自身和政府層面兩方面著手。企業要提高創新自覺，強化主體地位，同時還要提升創新能力。在政府層面，則要為企業創新營造良好的環境，在政策激勵、人才流動、創新服務、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真正為創新保駕護航，解創新者后顧之憂。
“企業以盈利為目的，在創新投入上自然要考慮投入成本，一些小企業沒有能力也不會為了一個測試去購買價格高昂的儀器設備，這就需要政府搭建公共的測試平臺，建好基礎設施。”劉樹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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